主题：创造条件让土地财政渐成历史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发布的课题报告《土地制度改革与新型城镇化》称，应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划，改变严守耕地红线的思路，改革建设用地供地方式，其中还提到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应归中央等建议。

报告认为应放弃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思路。但是，若是将城镇化与大幅扩大城镇建设用地等同起来，无疑不值得提倡。

毕竟，中国过去十几年“摊大饼”式城市化，已制造了大量缺乏人气的新城区。

当前大多数“新城区”是建立在征用农地、占用耕地的基础上。

目前尽管中国城市地区还有大量“褐色土地”，即老城区或工业区等已经开发过的土地，存在重新开发和利用的巨大潜力，但开发这些土地的成本可能比较高，不仅拆迁和整平的成本远高于耕地，其土地产权使用人的博弈能力也大。

而作为耕地主人的农民却缺乏对称筹码参与征地博弈，更多是被动接受补偿款；农地较低的征地补偿以及三通一平成本，使城市管理者乐于“绿地开发”。

何况，至少目前而言，开发老城区的土地，提高新城区的利用率，完全可以满足城镇化的需求。

其实，城镇化的关键不是搞建设，而是吸引农民进城就业，而这靠的是提供更多的就业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以及政府职能的公共服务化转型。

否则，若把城镇化理解为土地开发和建设，土地使用效率，城市单位公里土地的产出势将持续下降，城市运营成本将倍增，城市对劳动力和资本吸引力将下降，进而陷入恶性循环。

如目前上海单位平方公里产出率位居全国规模以上城市20名以外，北京更是位于百位之外等，都警示城镇化的成功是对要素资源的聚集和优化配置效应，而非是基于土地开发的资源堆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