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农村人到城里谋生的原始动力

前两天参加梁鸿老师新书《出梁庄记》的讨论会。中国、河南、梁庄，它是梁鸿老师的故乡，村庄里的人外出打工，足迹从内蒙古到深圳，布满了大半个中国。

讨论会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听众提问，一个青年男子说：“你们只一味强调农民工的可怜，去农村生活过就知道，农民的素质真的很低。”

这话当然政治不正确，不正确到了其他听众起身反驳的地步：“你去过农村么？”

男子说：“当然去过，农村的人都乱扔垃圾、随地吐痰……”

近几年，似乎也少提“知识改变命运”了，改变了之后，又能怎样呢？仍然是被嘲讽的“凤凰男”和“凤凰女”。

不知道是不是从知青文学开始，农民和农村，作为“文明”的对照被书写。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成为知识青年珍贵的共同记忆，成为苦难的勋章。曾经看过一个出身农村的作家回忆，某个农民企图强奸女知青，未得逞，被枪毙：而就在此前，他的邻村，一个男知青，强奸了村里的女孩子，女孩子投河自杀，男知青逃回城里，此事不了了之。

媒体把进城市的农村人类型化，学者把乡村社会理想化，这两种趋势结合，给人似乎留下一个印象：农村人如果留在农村，固守在土地上，就会是仁义礼智信的淳朴人；到了城市，则会变成给别人添乱的麻烦——那些“现代家庭伦理剧”的结尾，也常常是农村父母以离开城市，拎着大包小包回农村，尘归尘、土归土，作为一种谅解，“皆大欢喜”的妥协。

人对自身矛盾往往是惘然无知的，一方面对“阶级固化”痛心疾首，另一方面，则希望农民能世世代代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井水不犯河水。

看梁鸿老师的《出梁庄记》，最震撼的一点，就是农民，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企图逃离土地的欲望、他们在城市吃了很多苦，饱受漠视、误解和屈辱，可仍然不愿回到农村。

中国有1/6既不是农民，又不是登记在册拥有城市户口的人。他们到了城市之后，往往聚集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中国的贫民窟又格外惨一些，全球贫民窟的居民多达十几亿人，每年只有亚洲与非洲的几十万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住处遭到拆除，人被驱赶。当然，这样的拆除往往是徒劳的，一年左右就会恢复原样。

背井离乡的人往往背水一战。加拿大作家道格·桑德斯写的《落脚城市》里记，08年经济危机，09年初，几千万打工者返回乡村；半年之后，经济复苏，当初返乡的移民95%又再回到城里。循环往复的奔波，牺牲的是一整代人的平静和安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