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钉子户，从主观上就已认定我不好打交道。事实上我不是，更不是刁民。可以去问所有街坊、朋友，我吴苹是不是这样一个人？”
吴苹，还是3月份出现在媒体前的那个发型，发髻高高耸起，两弯细眉修长飞扬，一袭黑色礼服，里衬一件艳红衬衣。
这个高中毕业、曾经卖布为生，后嫁给一个四川散打冠军的女人，在2007年成为捍卫个人财产权的代表。她为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补偿，成功使自己的两层小楼成为工地上的一座孤岛，即使重庆地方法院发出了强制拆迁令，小楼也未被拆除。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曾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韩德云律师认为，不要给吴苹太多光环，“她只不过为了自己的权利，并没有太多的公共价值。”
但是，一位和吴苹打过交道的房产开发公司工作人员的评价是，“不得不承认，她在维权时，表现出很多中国人并不具有的性格。”
吴苹究竟有什么背景、动用了什么关系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点不得而知。即使不像她说的那样简单———法律是她的背景，但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在法治日益完善的中国社会中，吴苹将自学的法律知识和她的强者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钉子户的“卖布”前身
吴苹曾为百货商店营业员，嫁给杨武后，办了病休，和丈夫一起卖早点，后经营酒楼，生意红火。
翻看吴苹背景，找不到一个可以对抗法院、开发商的强大力量的家族关系，相反透露出的却是寒士平民的辛酸。
吴苹的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机关曾官至“中尉”，此后是重庆市种畜厂的工人。其母则在李家沱饮食服务公司工作。两人政治面貌均为“群众”。
吴苹说，父亲做事认真仔细，为人和善，这些对她都有影响。
吴苹则从1977年在九龙坡区李家沱百货商店参加工作，主要是“卖布”。嫁给杨武后，办了病休手续，和杨武一起，从卖早点开始做个体生意。
而丈夫杨武的家庭背景也很简单。据原杨家坪鹤兴路片区居委会主任侯礼蓉透露，杨父一直做小生意，常年卖鸡蛋，大家都叫他“杨鸡蛋”，其母则在一家饮食公司工作。杨武一直与其父母住在一起。前年和去年，其父母相继去世，临终时，均叮嘱他要保住“祖宅”。
而1996年的吴苹还不具有保护“祖宅”的能力。那年，吴苹家有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在某一个晚上，电视图像变成了雪花。吴苹打电话给维修站。但维修站和厂家相互扯皮。她打了七八通电话，在维修站和厂家间也奔波了三四次。问题最终没解决。
事业上，吴苹开始有了变化。她嫌商场工资低便开始出来闯荡。她与丈夫杨武在杨家坪开了一家“东风酒楼”。吴苹一边做着酒楼生意，一边到北京、武汉、秦皇岛、成都等地从事服装贸易，吴苹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日渐看涨。2002年，吴苹买了辆黑色的加长红旗车，在重庆，这样的车只有两辆。
“见局长比上刀山还难”
吴苹见到公安局局长时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要说的事情非常重要，关系到重庆直辖的法律空白。
吴苹和权力部门发生接触是在她弟弟死后的第五年。从那次开始，她便留心寻找隐藏着的行事规则。
2000年春节，吴苹的弟弟吴宏发生车祸。吴苹勘察现场觉得死因可疑，怀疑事故人担心承担责任，将受伤的吴宏致死，而逃避因伤及残疾等善后问题。
2005年，重庆公安大接访，吴苹为见到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朱明国，头一天晚上在公安局信访处外排了一宿的队。
“排队时还排错了，排到了副局长的接访队伍中。”经请求后，吴苹才转到了局长的接访队伍里。吴苹心想，见局长比上刀山还要艰难，不要一句话被打发了。于是，在见到朱明国时，吴苹的第一句话是，“我要说的事情非常重要，关系到重庆直辖的法律空白。”
在这样一个开头下，朱明国听完了吴苹的全部介绍，并认真做了记录。吴苹说，在她日后和权力部门接触时都会在第一句话中突出她申述的重要性。
但是吴苹发现，交谈中自己法律知识的极度欠缺。从公安局回来后，吴苹去书店买了《宪法》、《民法》及所有有关交通安全方面的法律书籍，开始逐条研究。
吴苹在经营酒楼期间，曾打过多场官司。通过这些官司诉讼，吴苹又注意到了一点：收集证据的重要性。吴苹说，这是她在处理钉子楼事件中和开发商打交道时常使用到的手段。
熟悉各项拆迁法律
在维权时，吴苹面对重庆市政官员，滔滔不绝地搬出七八条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让在场人目瞪口呆。
“吴苹不容易。”这是和吴苹打过交道的重庆一房产开发公司工作人员对她的印象。他说，吴苹每次和公司谈判，都非常认真，并仔细记录与人交谈的内容。如果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她会拿笔当你的面写，还会问一句，“这是你刚才说的，我写下来了，你看看是不是？以后不能反悔啊。”
2004年重庆智润置业公司和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鹤兴路进行改造，要搬迁281户当地居民。吴苹丈夫杨武的祖宅也位列其中。
吴苹了解到自己的房子有两证（产权证和国土证），可以选择还房。但开发商更愿意付钱。
这次在拆迁法律方面，吴苹把国务院、重庆市人大、政府等现行条例全部搬来，逐字逐条研究。一位周刊同行告诉记者，有一次面对重庆市政官员，她滔滔不绝地搬出七八条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让在场人目瞪口呆。
因要求悬殊太大，吴苹和开发商的谈判陷入僵局。2006年5月，该地区只剩下吴苹一家孤零零地矗立着。那年10月吴苹家被断水断电。吴苹的小楼完全成为孤岛。
2007年3月19日，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召开司法强拆听证会，并先后3次下达强拆令。
面对强拆令，吴苹去重庆市高院递申述材料。正是由于她顺利地见到高院副院长，才让人们开始疑心，吴苹到底具备了何种背景。
那天，吴苹来到高院，对门卫说，“今天我有天大的事，副院长必须今天见我，如果不让见，出事你们一概负责。”
门卫通报了副院长。一会儿，从楼上下来的副院长见是告状的妇女，打算在门房接待被吴苹当场拒绝。
“副院长，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不要把我当作一介刁民，我们需要一个正式的场所，请你高度重视。”副院长听了带着吴苹去了会议室。
2007年4月2日，吴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补偿，在闹市区的一套新的门面房，另有大约50万元的现金补偿。
那天晚上10点37分，这栋孤独的“钉子楼”被静悄悄地拆除了。
“我不是刁民”
因为钉子户，从主观上已给我下了定义，认定我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事实上我不是。
如今，买法律单行本几乎成了吴苹的习惯。《物权法》颁布后的第一天，吴苹就跑到书店买了一本。在她家几乎所有的法律单行本她都买全了。即使与自己可能关系不大，也会买一本。“说不定哪天会遇到的。”
吴苹说，她并不是个刁民，所以她也不同意钉子户的称呼，“因为钉子户，从主观上已给我下了定义，认定我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事实上我不是，更不是刁民。可以去问所有街坊、朋友，我吴苹是不是这样一个人？”
吴苹说，她维权只是因为那些是她自己的财产，那些是她应有的权益。她记得曾在宪法上看到一句话让她至今仍然感动，“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容侵犯。”
钉子户“孤岛”维权
今年4月2日晚10点，重庆“最牛钉子楼”被拆。
业主吴苹因不满开发商提出的货币补偿方案，坚持要求就地换房。2006年5月，该地区281户居民只剩下吴苹一家孤零零地矗立在工地上。在断水断电的情形下，吴苹夫妇继续在小楼中坚守。
熟悉《宪法》和各项拆迁条例的吴苹经过不懈维权后，终于在今年4月2日，得到了闹市区的一套门面房，另有大约50万元补偿。
“因为钉子户，从主观上就已认定我不好打交道。事实上我不是，更不是刁民。可以去问所有街坊、朋友，我吴苹是不是这样一个人？”
吴苹，还是3月份出现在媒体前的那个发型，发髻高高耸起，两弯细眉修长飞扬，一袭黑色礼服，里衬一件艳红衬衣。
这个高中毕业、曾经卖布为生，后嫁给一个四川散打冠军的女人，在2007年成为捍卫个人财产权的代表。她为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补偿，成功使自己的两层小楼成为工地上的一座孤岛，即使重庆地方法院发出了强制拆迁令，小楼也未被拆除。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曾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韩德云律师认为，不要给吴苹太多光环，“她只不过为了自己的权利，并没有太多的公共价值。”
但是，一位和吴苹打过交道的房产开发公司工作人员的评价是，“不得不承认，她在维权时，表现出很多中国人并不具有的性格。”
吴苹究竟有什么背景、动用了什么关系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这点不得而知。即使不像她说的那样简单———法律是她的背景，但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在法治日益完善的中国社会中，吴苹将自学的法律知识和她的强者智慧发挥到了极致。
钉子户的“卖布”前身
吴苹曾为百货商店营业员，嫁给杨武后，办了病休，和丈夫一起卖早点，后经营酒楼，生意红火。
翻看吴苹背景，找不到一个可以对抗法院、开发商的强大力量的家族关系，相反透露出的却是寒士平民的辛酸。
吴苹的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机关曾官至“中尉”，此后是重庆市种畜厂的工人。其母则在李家沱饮食服务公司工作。两人政治面貌均为“群众”。
吴苹说，父亲做事认真仔细，为人和善，这些对她都有影响。
吴苹则从1977年在九龙坡区李家沱百货商店参加工作，主要是“卖布”。嫁给杨武后，办了病休手续，和杨武一起，从卖早点开始做个体生意。
而丈夫杨武的家庭背景也很简单。据原杨家坪鹤兴路片区居委会主任侯礼蓉透露，杨父一直做小生意，常年卖鸡蛋，大家都叫他“杨鸡蛋”，其母则在一家饮食公司工作。杨武一直与其父母住在一起。前年和去年，其父母相继去世，临终时，均叮嘱他要保住“祖宅”。
而1996年的吴苹还不具有保护“祖宅”的能力。那年，吴苹家有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机，在某一个晚上，电视图像变成了雪花。吴苹打电话给维修站。但维修站和厂家相互扯皮。她打了七八通电话，在维修站和厂家间也奔波了三四次。问题最终没解决。
事业上，吴苹开始有了变化。她嫌商场工资低便开始出来闯荡。她与丈夫杨武在杨家坪开了一家“东风酒楼”。吴苹一边做着酒楼生意，一边到北京、武汉、秦皇岛、成都等地从事服装贸易，吴苹银行账户上的数字日渐看涨。2002年，吴苹买了辆黑色的加长红旗车，在重庆，这样的车只有两辆。
“见局长比上刀山还难”
吴苹见到公安局局长时的第一句话便是，“我要说的事情非常重要，关系到重庆直辖的法律空白。
吴苹和权力部门发生接触是在她弟弟死后的第五年。从那次开始，她便留心寻找隐藏着的行事规则。
2000年春节，吴苹的弟弟吴宏发生车祸。吴苹勘察现场觉得死因可疑，怀疑事故人担心承担责任，将受伤的吴宏致死，而逃避因伤及残疾等善后问题。
2005年，重庆公安大接访，吴苹为见到当时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朱明国，头一天晚上在公安局信访处外排了一宿的队。
“排队时还排错了，排到了副局长的接访队伍中。”经请求后，吴苹才转到了局长的接访队伍里。吴苹心想，见局长比上刀山还要艰难，不要一句话被打发了。于是，在见到朱明国时，吴苹的第一句话是，“我要说的事情非常重要，关系到重庆直辖的法律空白。”
在这样一个开头下，朱明国听完了吴苹的全部介绍，并认真做了记录。吴苹说，在她日后和权力部门接触时都会在第一句话中突出她申述的重要性。
但是吴苹发现，交谈中自己法律知识的极度欠缺。从公安局回来后，吴苹去书店买了《宪法》、《民法》及所有有关交通安全方面的法律书籍，开始逐条研究。
吴苹在经营酒楼期间，曾打过多场官司。通过这些官司诉讼，吴苹又注意到了一点：收集证据的重要性。吴苹说，这是她在处理钉子楼事件中和开发商打交道时常使用到的手段。
熟悉各项拆迁法律
在维权时，吴苹面对重庆市政官员，滔滔不绝地搬出七八条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让在场人目瞪口呆。
“吴苹不容易。”这是和吴苹打过交道的重庆一房产开发公司工作人员对她的印象。他说，吴苹每次和公司谈判，都非常认真，并仔细记录与人交谈的内容。如果涉及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她会拿笔当你的面写，还会问一句，“这是你刚才说的，我写下来了，你看看是不是？以后不能反悔啊。”
2004年重庆智润置业公司和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鹤兴路进行改造，要搬迁281户当地居民。吴苹丈夫杨武的祖宅也位列其中。
吴苹了解到自己的房子有两证（产权证和国土证），可以选择还房。但开发商更愿意付钱。
这次在拆迁法律方面，吴苹把国务院、重庆市人大、政府等现行条例全部搬来，逐字逐条研究。一位周刊同行告诉记者，有一次面对重庆市政官员，她滔滔不绝地搬出七八条有关拆迁的法律法规，让在场人目瞪口呆。
因要求悬殊太大，吴苹和开发商的谈判陷入僵局。2006年5月，该地区只剩下吴苹一家孤零零地矗立着。那年10月吴苹家被断水断电。吴苹的小楼完全成为孤岛。
2007年3月19日，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召开司法强拆听证会，并先后3次下达强拆令。
面对强拆令，吴苹去重庆市高院递申述材料。正是由于她顺利地见到高院副院长，才让人们开始疑心，吴苹到底具备了何种背景。
那天，吴苹来到高院，对门卫说，“今天我有天大的事，副院长必须今天见我，如果不让见，出事你们一概负责。”
门卫通报了副院长。一会儿，从楼上下来的副院长见是告状的妇女，打算在门房接待被吴苹当场拒绝。
“副院长，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不要把我当作一介刁民，我们需要一个正式的场所，请你高度重视。”副院长听了带着吴苹去了会议室。
2007年4月2日，吴苹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补偿，在闹市区的一套新的门面房，另有大约50万元的现金补偿。
那天晚上10点37分，这栋孤独的“钉子楼”被静悄悄地拆除了。
“我不是刁民”
因为钉子户，从主观上已给我下了定义，认定我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事实上我不是。
如今，买法律单行本几乎成了吴苹的习惯。《物权法》颁布后的第一天，吴苹就跑到书店买了一本。在她家几乎所有的法律单行本她都买全了。即使与自己可能关系不大，也会买一本。“说不定哪天会遇到的。”
吴苹说，她并不是个刁民，所以她也不同意钉子户的称呼，“因为钉子户，从主观上已给我下了定义，认定我是个不好打交道的人。事实上我不是，更不是刁民。可以去问所有街坊、朋友，我吴苹是不是这样一个人？”
吴苹说，她维权只是因为那些是她自己的财产，那些是她应有的权益。她记得曾在宪法上看到一句话让她至今仍然感动，“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容侵犯。”
钉子户“孤岛”维权
今年4月2日晚10点，重庆“最牛钉子楼”被拆。
业主吴苹因不满开发商提出的货币补偿方案，坚持要求就地换房。2006年5月，该地区281户居民只剩下吴苹一家孤零零地矗立在工地上。在断水断电的情形下，吴苹夫妇继续在小楼中坚守。
熟悉《宪法》和各项拆迁条例的吴苹经过不懈维权后，终于在今年4月2日，得到了闹市区的一套门面房，另有大约50万元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