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商与政府始终无法亲和。但又谁也离不开谁。
其实，开发商完全可以与政府坐在一起商讨如何让这个市场圆满一下。包括：
1、用利润换成本。地价与税费具有不同的性质，土地是政府代位行使资源决策权收取的全民财产，所以土地收益是可以与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全民分享的，因此政府可以削减这部分财政基础，通过市场得来的土地，根据其进入市场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来进行必要的削减，比如地王，固然地价很高，但如果其开发产品满足了政府一定时期对市场进行调节的要求，则政府可以通过主动调减地价收益，当然也可以是修正有关规划的约束条件，达到平抑房价之目的。降低地价的部分直接与房价挂钩。而税则是市场供应者必须履行的义务，所以税收刚性应予维持。但作为第一种课税所得，政府依然可以通过返还等方式，鼓励开发商开发普通产品与低价产品。
2、用再投资换品牌。以前新世界做项目，往往是帮助政府或参与政府的大型市政设施建设，用微利投资来建筑拿地优势。不如将这一开发模式普遍化，鼓励开发商再投资于项目周边的配套建设，包括修建区域城市景观，提供普及性配套而不是将某种配套建立在项目独有基础上，然后作为卖点来向消费者收取高额利润价格。那么，接下来，开发商将资金用于部分市政资源与公共产品建设，政府可以观察其开发产品的价格决定是否给予品牌支持，这就要求改变土地供应方式，不唯招拍挂是从。
二、差别信贷。
如果在实体投资领域，差别信贷说明了银行机构市场化经营的程度，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由于楼市，土地并不完全私有，土地出让比率与出让时间以及底价都由地方政府决定，并且除楼盘具体出价由开发商订立外，政府把持着税费、首付比与信贷额度等关键性消费要素，因此被冠以“政策市”。
楼市既然依然是政策市，那么不妨打消差别信贷的差异。取消差别信贷，主要有两种思路：
1、取消信用贷款，也取消所谓质押贷款，但此举让大开发企业更强，中小开发商更弱。
2、由政府决定可以授予信用贷款的项目，从项目规模、开发商品性质、开发商品规格、开发产品提供时间与信息是否公示等方面，通过政策化提示，再交由银行决定执行信用贷款的量度。
三、标准存在垄断。
中国有许多普及性标准由于没有进入到法律法规条文，成为开发商的独特性卖点，并获取超额利润。比如恒温系统，恒湿系统，比如建材立面推广也缺乏统一有效标准。这让一些所谓环保产品，超级生态产品大行其道，事实上老百姓并不能享受其中的好处，却无端加了许多价格。
比如住宅性能认定，住宅分级，住宅认证制度以及住建部以前的康居示范工程，现在的一些生态环保牌子，将标准与牌子严格分享，让开发商拿钱换牌，既制约了牌子的含金量，也限制了行业标准的现代化与与时俱进。
四、地价存在严重的畸形。
中国地价问题一直存在，大的如产权问题，以及由产权导致的土地二元制问题。小的就多了，具体与房地产开发有关的主要有以下方面的畸形病症。
1、订价机制。招拍挂这种市场化形式，有一个前提就是信息的管制与信息的公平，事实上地方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信息的流失意味着地价的流失。地王的争夺，某种程度上是信息流失在前，拍卖在后，开发商真会那么疯狂，仅仅因为土地绝对量的稀缺就胡乱举牌吗？关键是他们得到了一些价值信息。
2、价值内容界定。一块土地，时间价值只是其一个方面，与稀缺性相关，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地段值，这与城市化与市政发展密切相关，因此界定土地级别是动态过程而不是阶段性调整的事情，有些城市土地定级后几年甚至十年不变，显然，靠招拍挂推涨的部分不足以支持地段值的变化，以致有些地方土地拍出了，市政设施落后了，有些项目于是产生的囤积效应，这是行政效率低导致的土地垄断利润。
3、拆迁重估问题。现在政府会按照现值来评估拆迁成本，这是错误的，事实上，拆迁与被拆迁者的居住条件与所在区域的开发程度密切相关，对于城市功能性拆迁，如果按照现值提供现金补偿，有可能导致再投资消费过盛，从而导致区域房价提升。相反只有那些穷户区拆迁，可以参照现值予以实物或现金拆迁还建。
地价导致房价波动已经呈现如一定规律，这也是为什么开发商手中囤积十几年开发量，依然高喊缺地的原因所在，他们已经掐紧了政府的地价缺陷。
五、以肥为美。
中国在唐代曾经流行以肥为美，汉代以苗条为美，现在又重复了盛唐遗风。
反映到开发商这儿就是豪宅盛行，大射程大面积大套型盛行，这是一种浪费，更是一种掠夺。
反映到政府这儿，就是大地块盛行，成片所谓CLD盛行，殊不知市场需求细分，相关地，土地利用也同样存在细分，开发越精细，市场供求矛盾越平滑，房价也越不容易引发诸多怨声。
反映到城市这儿，就是每个城市都追求生态，都追求山水园林，都追求宜居，都追求都市甚至国际，都指望人口大把集中于此，城市功能跟不上会导致开发急功近利，最终是租价、地价、二手房价、新房价犬牙交错莫衷一是。
官员们部政机构都把房价挂在嘴边，把调整甚至叫盘整放在案头，不在体系上做文章，当然无法达到目标，最终都付笑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