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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出国考察每年2000亿 连奶牛都认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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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公费出国考察每年2000亿 连奶牛都认识中国人
小a
发表于
2006-01-17
进微信群讨论
公费出国考察每年2000亿 连奶牛都认识中国人
2006-01-17 15:34:54 中国经济时报
在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海淀团团会上,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说,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渠道非常多,所以不一定非要花时间、花精力到国外去考察。他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我也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可能是我们去参观的人太多了吧。”(1月16日《京华时报》)
王岐山市长的幽默表达,引得满座哄笑。我不由也笑了,但在笑过之后,嘴边却又留下了深深的苦涩。
不管“南斯拉夫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是编出来的笑话,还是来源于新闻报道,国人对其影射的中国官员出国考察之多之滥,都是会产生极大共鸣的。对于出国考察,在国人看来,其实是有两种含义的:其一是字面原义,其二是出国旅游。只怕认同后者的可能更多些。
按照中国的国情,出国考察在许多时候是一种待遇,而且是一种“合法”的待遇。于是,某些领导每年都出国考察那么一两次甚至更多。于是,有的地方就将取消这一待遇作为“处罚”的手段,比如,出现拖欠教师工资及农民工工资,地方领导不准出国;出现欠缴社会养老保险金,国企领导不准出国。
福利是人人可享的,而待遇与福利的差别,就在于待遇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是有职务、级别等门槛的。出口考察“沦为”待遇,正是因为有特权存焉。王岐山市长论证了一番出国考察的非绝对必要性,如我们有互联网、有生动翔实的电视专题片,无疑是有理有据的,公众想必也很赞同。但问题是,在特权之下,是否有必要完全只是由领导说了算。
有统计说,我国如今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是每年2000亿元,数字实在是惊人的。这些钱完全来自于纳税人纳的税,可是其中的大多数却被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地花出去了,至于花了之后,怎样地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地开阔了党政领导们的视野、怎样地改变了党政领导们的观念,则一切尽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根本无从评价。
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看来,公款吃喝、豪华小汽车泛滥等都是没有创造财富的人瓜分财富的表现,那些毫无必要的出国考察显然也是如此,但其后果是什么呢?是“一个社会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存在巨大浪费,其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报酬都要受损”。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公费出国考察都是没有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应该由相关把关程序来判断,而不能完全由领导自裁,想什么时候出国就什么时候出,想出几次就出几次。对官员出国考察的约束,应该做到这样:首先进行公示,并由监督的实施者,比如人大或纪委邀请公众代表进行听证,为其提出任务目标,并确定出国的人数、行程、支出等,考察归来后再提交翔实的考察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仅此显然并不够。公费出国考察,显然在职务消费的范畴之内。作为政府,需要建立职务消费公示制度,定期公布账目和职务消费信息,接受公众的监督。但仅靠政府自身无以约束其自利性。我们还应实行“职务消费听证”制度,全国人大应对此进行立法,考虑到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地方各级人大可据全国性法律制定地方性法规,确定具体实施标准。与此同时,各级人大还须加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让政府花钱失去自由度。
美国艾文市市长与中国某市市长的对话曾广为流传:当双方互致邀请时,美国市长“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其办公费用来自于市民的纳税钱,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她的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将是一笔额外开支,不在她的办公费用之列。而中国市长则没有表示出任何对出国费用的顾虑,并“慷慨”地表示他将支付对方访华的一切费用。反差是极大的。
既然美国议会能通过对财政支出的约束让市长没有出国访问的自由,我们人大为什么就不能管住政府胡乱花钱、让官员随便出国“考察”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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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1-17 15:34:54 中国经济时报
在北京市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海淀团团会上,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说,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渠道非常多,所以不一定非要花时间、花精力到国外去考察。他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我也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可能是我们去参观的人太多了吧。”(1月16日《京华时报》)
王岐山市长的幽默表达,引得满座哄笑。我不由也笑了,但在笑过之后,嘴边却又留下了深深的苦涩。
不管“南斯拉夫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是编出来的笑话,还是来源于新闻报道,国人对其影射的中国官员出国考察之多之滥,都是会产生极大共鸣的。对于出国考察,在国人看来,其实是有两种含义的:其一是字面原义,其二是出国旅游。只怕认同后者的可能更多些。
按照中国的国情,出国考察在许多时候是一种待遇,而且是一种“合法”的待遇。于是,某些领导每年都出国考察那么一两次甚至更多。于是,有的地方就将取消这一待遇作为“处罚”的手段,比如,出现拖欠教师工资及农民工工资,地方领导不准出国;出现欠缴社会养老保险金,国企领导不准出国。
福利是人人可享的,而待遇与福利的差别,就在于待遇是只有少数人可以享受的,是有职务、级别等门槛的。出口考察“沦为”待遇,正是因为有特权存焉。王岐山市长论证了一番出国考察的非绝对必要性,如我们有互联网、有生动翔实的电视专题片,无疑是有理有据的,公众想必也很赞同。但问题是,在特权之下,是否有必要完全只是由领导说了算。
有统计说,我国如今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是每年2000亿元,数字实在是惊人的。这些钱完全来自于纳税人纳的税,可是其中的大多数却被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地花出去了,至于花了之后,怎样地带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怎样地开阔了党政领导们的视野、怎样地改变了党政领导们的观念,则一切尽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中,根本无从评价。
在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看来,公款吃喝、豪华小汽车泛滥等都是没有创造财富的人瓜分财富的表现,那些毫无必要的出国考察显然也是如此,但其后果是什么呢?是“一个社会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存在巨大浪费,其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报酬都要受损”。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公费出国考察都是没有必要的。但这种必要性应该由相关把关程序来判断,而不能完全由领导自裁,想什么时候出国就什么时候出,想出几次就出几次。对官员出国考察的约束,应该做到这样:首先进行公示,并由监督的实施者,比如人大或纪委邀请公众代表进行听证,为其提出任务目标,并确定出国的人数、行程、支出等,考察归来后再提交翔实的考察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说,仅此显然并不够。公费出国考察,显然在职务消费的范畴之内。作为政府,需要建立职务消费公示制度,定期公布账目和职务消费信息,接受公众的监督。但仅靠政府自身无以约束其自利性。我们还应实行“职务消费听证”制度,全国人大应对此进行立法,考虑到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地方各级人大可据全国性法律制定地方性法规,确定具体实施标准。与此同时,各级人大还须加大对政府的预算监督,让政府花钱失去自由度。
美国艾文市市长与中国某市市长的对话曾广为流传:当双方互致邀请时,美国市长“吝啬”地表示她没有访华的费用,其办公费用来自于市民的纳税钱,每一笔开支必须要对她的市民负责,访华的费用将是一笔额外开支,不在她的办公费用之列。而中国市长则没有表示出任何对出国费用的顾虑,并“慷慨”地表示他将支付对方访华的一切费用。反差是极大的。
既然美国议会能通过对财政支出的约束让市长没有出国访问的自由,我们人大为什么就不能管住政府胡乱花钱、让官员随便出国“考察”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