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惠州养老院：公办满员 乡镇民办缺人缺钱

现状：条件太差老人不愿意去

楼梯下逼仄的单车间，终日见不到阳光，这是已经七十多岁的陈婆婆的家。虽然已经上了年纪老眼昏花，除了龙丰街道办社区工作人员偶尔上门探望，陈婆婆的生活还需要自己来料理。陈婆婆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不过在壮年的时候因病去世，儿媳改嫁。从那以后，她就一人生活了几十年。据经常来照顾陈婆婆的义工介绍，他们也曾想帮陈婆婆申请让她搬到福利院去居住，可是陈婆婆却怎么也不愿意。

“那里好闷的，没有人可以说话，想要出去走走，都不识路的。每天都只能等死一样，那样我还不如在自己家里。”陈婆婆对记者这样说。虽然一个人独居，陈婆婆经常四周走走，和熟识的老人家聊聊天，逛逛市场。她觉得，这样的日子虽然少人照顾，但总比被关在一个小地方，呆呆等日子过完要好。

在惠州工作定居的陈先生每周都要回一次博罗老家，去看望照顾自己的爷爷。由于家庭变故，陈先生的父母几年前都去世了，家里的爷爷一直健在。“本来想把老人家接来惠州住，方便照顾他，结果他一直不习惯城市的生活。”

为了能够让爷爷更好地生活，陈先生想着花钱将爷爷送到博罗当地的敬老院去住。但是去了几家敬老院，简陋的居住条件，缺乏人手照顾，更让陈先生不放心将爷爷送去。“本来还想着找个好的敬老院可以照顾老人的生活，可是那里的条件我觉得老人去了更是要受苦，爷爷也不愿意去。现在只能每周回去照顾他，平时的生活只能靠他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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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敬老院长期处于“放养状态”

“如果做不动了，就只能等死，万事都要亲力亲为”。敬老院不仅未能提供给老人必要的饭菜和健康，更不要说休闲娱乐和精神关怀了。能提供的，仅仅是一张用于睡觉的床。

惠州全市目前有乡镇敬老院73家。作为数量最大的养老机构组成部分，乡镇敬老院却一直处于最为落后的状态，除了靠近市区的个别敬老院，处于乡镇腹地的广大敬老院不管在硬件环境和软件管理上都极其残缺。“如果做不动了，就只能等死。”博罗县泰美镇敬老院老人朱则劝向记者感叹，活在敬老院，万事都要“亲力亲为”。大部分乡镇敬老院都是放养式管理，不仅未能提供给老人必要的饭菜和健康，更不要说休闲娱乐和精神关怀了。它们能提供的，仅仅是一张用于睡觉的床。

敬老院的硬件环境也很差。上世纪90年代的平房和二层小楼房成直角排列，就构成了敬老院的全部建筑。最靠近大门的一间屋子承担了多种公共功能，包括厨房、柴伙间、洗衣房、卫生间等。厨房烧的是柴伙，两个大锅，煮饭和炒青菜。院长杨国亮的主要工作就是买菜做饭，其次就是在老人生病的时候送他们到附近的卫生院。

剩下的事情都要住院的老人家亲自做。82岁的杨彩波算是住院条件最好的一个老人，他在镇里还有亲戚，所以弄来了一些私产点缀房间，黑白电视机、电饭煲、电风扇等等，但他同样不得不一个人摸索着插拔电器开关。老人们的房间都很幽暗，堆满了各种杂物，时而可以闻到腐烂的味道，看得出长期无人清理。

敬老院里的杂草长得很高，邻近村子的农民专门把牛牵到那里吃草，但他告诉记者“我老了，绝不会到这里来。”

根源：最关键的还是缺钱

同样位于博罗县的泰美镇敬老院几乎是观音阁镇敬老院的翻版，里面最醒目的东西是挂在斑驳墙壁上的一排鲜红色灭火器。下午5时，院长已经回家，敬老院无人管理，老人家自己用柴伙在厨房里烧水洗澡。老人们反映，平时都是榨菜就着米饭，10天才能吃上一点肉。南都记者问老人们，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那如果做不动了怎么办呢？“如果做不动了，就只能等死。”78岁的朱则劝说。他从1993年入院，见惯了生死。

陪同记者采访的惠州市微笑爱心扶老助学学会会长董筱兰说，今年4月份，她和志愿者到泰美镇敬老院做义工，当天看到一个老人躺在房间地上呻吟，但没有人理她，第二天就过世了。“敬老院的观念是，按照客家风俗，人要死了，不能动他，所以没有人想到要去医院寻求治疗。”

根据记者摸底的情况，在全市73家乡镇敬老院中，除了水口、小金口、三栋等少数敬老院硬件配套相对齐全，工作人员分工相对完善之外，绝大部分敬老院尤其是博罗、龙门、惠东三县的乡镇敬老院都是“放养式”敬老院。

弥补：是时候向乡镇敬老院倾斜了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邓木林曾公开表述去乡镇敬老院调研的观感：“进去一看，就像个拘留所一样，这叫老人家怎么养老？”但是，在惠州市政府上月底出台的关于加快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议案办理方案的报告中，政府还是将财政投入的大头指向了城市和县区福利院，乡镇敬老院的改进被摆在了次要位置上。

惠州市西子公益义工唐梓芯经常参加慰问敬老院的志愿活动，对乡镇敬老院的生存状况颇为熟悉，她告诉记者，和大部分乡镇敬老院比起来，城区的福利院简直称得上是“奢华”，政府置落后的、亟须改造的乡镇敬老院于次要位置，反而利用财政给城市福利院“锦上添花”，简直不可思议。

多名乡镇敬老院院长也呼吁，自1990年代按照省里要求每个乡镇建立敬老院以来，这些敬老院就处于被政府遗忘的境地，现在“是时候向乡镇敬老院倾斜了”。

考虑到乡镇敬老院硬件建设所需资金巨大，惠州市微笑爱心扶老助学学会会长董筱兰认为，当务之急是先从人员管理上着手，改变乡镇敬老院对老人的放养状态。“一所乡镇敬老院就只有一个院长，没其他工作人员了，这既不能保证全天候的安全管理和必要的生活照顾，更谈不上让老人们过上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董筱兰建议，政府可以考虑向社工组织购买服务，让社会工作者对乡镇敬老院的服务和管理形成持续性机制，这样短期内可以解决乡镇敬老院人手不足的难题。

据介绍，惠州目前有近10家民办养老机构，都是2000年之后出现的。这些机构主要分布在以桥东和桥西两个街道为主的老市区，提供约500张床位，但实际入住率并不高，平均在50%左右。以幸福康怡院为例，该院成立于2000年，是惠州最早的民办养老院，积累了相当的口碑，目前有床位50张，但仅22位老人入住。

“不是我们做得不好，实在是硬件无法跟上。”院长侯丽儿一直在纠结的问题是，该不该为幸福康怡院寻觅一处新家。该院最早租赁的场所位于圆通桥附近，后因政府征地不得不迁至水东东路，没想到好景不长，搬迁后不久，水东街拆迁和改造的消息传来，侯丽儿因此不敢轻举妄动，怕花钱重新装修和购置用具会因一纸拆迁令而泡汤。幸福康怡院最终不敢在硬件上有大动作，基本保留了旧旅馆的装修风貌。

“很多人带年迈的父母过来看，都以环境太差、没有活动空间为由，放弃入住。”廖远光表示，受资金和场地限制，目前惠州市民办养老院基本都属于中低档次，跟市民希望的集养老护理、医疗保健、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花园式养老服务场所仍有相当的距离。

侯丽儿多次接受媒体采访都表示，幸福康怡院的日常运转基本只能维持收支平衡，没有什么盈利，“之所以还坚持办下去，主要是凭着敬老护老的一片爱心。”

练伟光所说“政府的义务”涵盖了政策和资金扶持，这也是当前惠州民办养老院的软肋所在。他建议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机构建设。

鉴于民办养老院面对的现实困境，惠州市政府已经敲定在今年底出台扶助民办养老服务机构的具体办法，并透露会对民办养老机构新增和运营床位实行政府补贴制度。市民政局还表示，适当的时候将引进港澳社会服务提供者到惠州举办社会养老机构，兴办高档次的养老场所，为现有的养老服务体系增添新的活力。

“只有政府愿意在场地、床位补贴等方面给予扶持，同等条件下，我们愿意接受挑战。”侯丽儿说。对于民办养老院的未来，她似乎看到了久违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