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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目睹山村教育在悬崖边上逢场作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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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目睹山村教育在悬崖边上逢场作戏
小a
发表于
2005-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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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所贵州山村学校的真实故事。
1998—1999年,2001—2004年,我两度来到这所山村学校支教。和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一样,我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山乡,但美好的愿望一直被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无情亵渎。这么多年来,我目睹了一所山村学校由盛到衰的全过程,这也是整个山村教育的缩影。
给扶贫支教泼一盆冰凉的水,也许会刺伤千百万志愿者的情感和良知,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撩开蒙在山村教育上面那层薄如蝉翼的面纱,远比派遣千百万志愿者到大山深处扶贫支教更有现实意义。
我支教的山村学校位于贵州乌蒙群山之中的一个偏远乡镇,那是一个苗族聚居区,山高路陡,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数年来,一批批志愿者来到这所学校扶贫支教,给这所学校带来兴盛时光,但这短暂的兴盛时光随着“两基攻坚”的开始而结束了。
所谓“两基攻坚”,就是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即“普九”和“扫盲”。相信山村教师都对“两基攻坚”有深刻的体验,甚至有着切肤之痛,包括我这个来自山外的志愿者。
以下的片断是从我的支教日记《生命的底线》中摘录的,这些都是发生在大山深处的关于“两基攻坚”的真实故事,而这样的故事还在延续,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2002年12月16日,星期一。 “两基”检查组到上桂小学检查,由于学生人数不够,上桂小学校长派了一名老师跑了二十多里山路到学校求援,请校长安排二十余个学生顶替他们的辍学生应付检查,并给每个学生一张纸条,上面详细写着每个被顶替学生(这些学生实际上早已辍学)的姓名,家庭住址,父母姓名以及家庭收入等等,要求每个学生都要熟记以对付地区验收组的调查。这种共渡难关的互助模式在当地各个学校间广为流传。
2003年3月6日,星期四。开学很多天了,超过四十名学生未到校上课,在以前每学期流失几十个学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今年不行了。放学后老师们拿着手电筒到各村寨去找辍学生,直到深夜才返回学校。劝学效果并不明显,绝大部分学生都到深圳和浙江打工去了。教育质量的急速下滑,大学的昂贵费用都扼杀了山里孩子求学的梦想,对那些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贫寒人家娃子而言,外出打工是最现实的出路。
2003年4月7日,星期一。放学后老师加班整理文化户口普查材料,每天放学后老师们都会这样加班加点,这是任务,没有报酬。所谓整理材料,实际上就是根据“验收标准”随意改动户口簿上的数据,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甚至性别。
2003年9月11日,星期四。为了促进“两基攻坚”再上台阶,乡“两基办”隆重成立,每个学校抽调一名老师,被抽调的老师不再上课。就在此时,我支教的学校有8个班,包括我在内只有十六个老师,其中还有两个老师因病无法上课。师资紧缺,每个老师都要任教两个年级两门甚至三门以上课程,平均课时二十多节,有两个老师课时甚至达到三十节。老师辛苦,校长也冲锋陷阵,他任教初三物理和初一数学,还担任班主任。
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老师们昏天黑地准备了大半年的验收材料因为不符合“标准”而全部作废,望着那一堆曾经渗透着老师无数心血和精力的“两基攻坚”材料,我感到透心的冰凉。发泄完心中的愤怒后,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开始了新一轮闭门造车,编撰材料的工作,新学期就这样缓缓拉开了帷幕。
2003年9月22日,星期一。四十名来自山西,内蒙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这个贫困县支教,我所在的山村学校分来四名志愿者,他们将在这所学校进行为期两年的扶贫支教。
.
2003年10月1日至3日,国庆长假开始了,老师们还得折腾。在乡政府的指令下,老师们要到最偏远的村寨去寻找辍学生。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我和胡老师在群山中走了近五个小时来到三坝村。三天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十余个辍学生家庭,费尽口舌,但没有学生跟着我们返回校园,劝学行动以彻底失败。
2003年12月12日,星期五。流失生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每年的寒假都是学生辍学的高峰期,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往往会带走整整一个寨子的学生外出打工。放学后,我到偏坡村去劝返流失生。偏坡村的是当地第一个宣布脱贫的村寨,村民的生活还算富足,但那个村庄的二十余个中学生也只剩下七八个了,再过一个学期,也许偏坡村的所有学生都将会离开校园,流落他乡。
2004年月1月19日,星期一。惨不忍睹,用这个词来概括中考成绩再恰当不过了。这是附近某乡镇中学去年的中考成绩:语文平均分40分(满分100分,下同),2人及格,数学平均分24分,无人及格,英语平均分25分,2人及格。这是这个县去年的高考成绩:数学平均分53.8分(满分150分),及格率仅8.56%,英语平均分52.7分(满分150分),及格率仅仅2.13%。如此成绩,在三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山村学校沦落到这样的境地。小学教育根基不牢,中学教育举步维艰,高考成绩一落千丈,大学教育名不符实,我们的教育正沿着这样一条康庄大道前进。
2004年3月4日,星期四。乡“两基攻坚”大会在乡会议室举行,因部分老师对“两基攻坚”有怨言,某官员说,“如果有些老师不想教书,请你们自便,现在想教书的人多得很,很多大中专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每个月给他们两三百块他们都挤破头来教书!”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知识的价值,教师的地位从这句话中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2004年3月5日,星期五。深圳感恩工作室在学校举行捐赠仪式,全乡数百名学生获得了资助,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推行 “321”助学工程,即县级干部每人捐300元,科级干部每人捐200元,一般干部(包括教师)每人捐100元,用于资助辍学生。资助越来越多,学生的成绩越来越惨不忍睹,现实令人非常沮丧。
2004年3月12日,星期五。邻县某乡镇学校因在普九验收的过程中弄虚作假,被电视台暴光,消息传来,老师们的心情都很复杂。弄虚作假绝不是老师们愿意面对的,但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弄虚作假,逢场作戏的日子还得延续下去,直到验收“过关”那一天为止。如果不弄虚作假,很多学校根本就无法达到那些“高不可攀”的验收标准。
2004年4月6日,星期二。县里要来乡里检查扫盲教育情况,为了应付检查,教辅站长匆匆写了幅“某某村扫盲班开班典礼”的横幅,带着一群乡干部和老师,到最偏远的马家坝和张家寨举行扫盲班“开班典礼”。到村寨后,把横幅贴在墙上,乡长坐上讲台“讲话”(实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摆个姿态照相),然后由“老师”摆几个上课的姿势,照完相后就结束了。乡亲们都被搞迷糊了,在马家坝,一位六十多岁的大爷说,“搞个球哟 ,我还以为真的要给我们扫盲呢。”在张家寨,村长告诫乡亲们,如果上面来检查,一定要说扫盲班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的,每天晚上都有老师来上课。乡亲们乐喝喝地笑了,村长说,笑啥,检查过关了请你们抽烟喝酒。
2004年4月17日,星期六。乡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对不送孩子回校读书的村民进行高额罚款,从五百元到两千元不等。这招效果明显,十几个在外地打工的学生回到了学校。当他们返回学校的目的仅仅是凑个人数,避免罚款而已,老师对这部分学生不想管也不敢管,任由他们胡作非为。抽烟喝酒,偷盗斗殴,调戏女生,威胁老师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昔日那个宁静和谐的山村学校消逝殆尽了。校长也没有办法,“两基验收”的关键时刻,学生人数太重要了,以教育质量为代价是每座山村学校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2004年4月19日,星期一。县教育局来检查扫盲班的教案和扫盲班学生的作业,乡里命令中学突击编造相关材料,应付检查。学校把课停下来了,这边,老师们在办公室杜撰扫盲班教案,那边,初二年级的学生在教室里替扫盲班的“学生”完成作业,老师把各科作业和答案都抄写在黑板上,学生再抄写到作业本上,好一幅师生齐心协力弄虚作假的盛况!
2004年4月23日,星期五。大学生志愿者勾元离开了学校,提前结束了支教生活。在他之前,已经有四个大学生志愿者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贫困县,志愿者斥责,“我们支教,他们造假,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需要志愿者!” 志愿者不堪忍受教育的虚假和形式,可以选择离开,但那些长年累月在偏远山村学校劳作的山村教师呢?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有服从,忍受,他们的多少苦痛和埋怨都只能藏在心底。工作严重超负荷,工资待遇低,生活清苦,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山村教师的苦累。事实上,源源不断的检查验收,不得不为的弄虚作假才是山村教师也是所有老师最难熬的苦,最深重的累!和这些山村教师相较而言,我是幸福和快乐的,虽然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在我眼前持续上演,但我始终是个志愿者,可以置身事外,可以冷眼旁观,可以把所有的精力的热情都投入到孩子们身上,可以享受到三尺讲台的单纯和快乐,但山村教师无法做到这一点。
2004年4月27日,星期二。教育局张科长到学校来检查学生辍学的情况,为了凑齐学生人数,学校安排小学的学生来顶替中学辍学生。在当地,这种弄虚作假的方式根本是小菜一碟,某些乡镇中学为了拼凑学生人数,甚至请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坐进教室里充当辍学生,验收结束后,还要付给这些“学生”一笔不菲的报酬。
2004年4月29日,星期四。乡政府规定每个教师必须在五一期间找回一名辍学生,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扣除工资。听到消息后,老师们都冒雨急匆匆地往村寨里跑,因为留在家里的辍学生已经不多了,老师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去抢夺辍学生,由于“资源”有限,小学和中学老师还因抢夺辍学生而互相指责。
2004年5月7日,星期五。曹老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深爱着学校,深爱着他的学生,在偏远山村奋战了十几年的老教师终于感到疲惫了。三年来,他一次次推迟到医院动手术的计划,除了经济原因外,他舍不得扔下这批初三学生。支教三年,我和曹老师搭档三年,一直以来,我为这个质朴倔强的山村教师感动,他的苦痛,他的敬业,他对学生的爱,时时刻刻都如一面镜子,让我看清自己。其实,曹老师这样的千百万的山村教师才是山村教育的脊梁,是志愿者无法超越的群体,但在形式主义的席卷下,有谁能理解曹老师内心深处的苦闷和痛楚呢?
2004年6月21日,星期一。持续数年的支教生活就要结束了。晚上,老师们都挤在校长的宿舍里,我们举杯痛饮,我们放声歌唱,我们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数年来,我和这群山村教师坦诚相待,我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们,尊重他们,我最理解他们肩扛的苦,背负的累,这种苦累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们坚守着三尺讲台,支撑着山村学校,因为他们良知尚存。但越来越多的山村教师放弃了三尺讲台外出打工,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不知道眼前这群山村教师还能煎熬多久,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放弃了山村学校,放弃了山里学生,那些天天高唱教育形式一片大好的教育官员和专家们,你们有能力来教好我们的山里孩子吗?
2004年11月25日,星期三。回到深圳五个月了,昨天,大山深处终于传来令人“激动”的“好消息”,我支教的那所山村学校通过了“两基验收”。但就在今天,二十多名学生离开了山村学校,挤上了前往深圳和浙江打工的长途汽车,我坚信,这样的景象会一年一年持续下去,而且会愈演愈烈,我更担心的是,每学期开学“两基”复查的时候,山村教师们还要饱受多少折腾?山村教育还要下滑到何种地步才善罢甘休?
后记:教师节前夕,我在新浪网上发表帖子《我是教师,但我绝不相信教育!!》,随后这篇饱受争议的帖子被广泛转载。一个老师的肺腑之言可以视之为偏激,一群老师的肺腑之言可以视之为牢骚,千百万个老师的肺腑之言呢?
支教之前,我曾经是南中国海这座城市拥有坦荡的仕途,最终我选择离开,因为我追寻的是简单而真实的生活。我深爱着教书这个职业,我曾经以为遥远的群山深处有一片净土,可以让我享受到最真实的人生和最简单的快乐,但事实上,蓝天白云之下,已经很难的一片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净土和乐土。偏远山区的贫寒已经令人震惊同情了,但那里愈演愈烈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更令人触目惊心!明知道是虚假的东西,我们却坦然地去做,明知道形式主义会让教育付出沉重代价,但那么多的政府官员和教育专家还在沉醉其中,面对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我们都变得坦然了,可是这样的坦然之中,我们的良知到哪儿去了?
总该有人为教育的现状反思了,老师?教育官员?教育专家还是教育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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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1999年,2001—2004年,我两度来到这所山村学校支教。和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一样,我怀着美好的愿望来到山乡,但美好的愿望一直被形式主义弄虚作假无情亵渎。这么多年来,我目睹了一所山村学校由盛到衰的全过程,这也是整个山村教育的缩影。
给扶贫支教泼一盆冰凉的水,也许会刺伤千百万志愿者的情感和良知,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撩开蒙在山村教育上面那层薄如蝉翼的面纱,远比派遣千百万志愿者到大山深处扶贫支教更有现实意义。
我支教的山村学校位于贵州乌蒙群山之中的一个偏远乡镇,那是一个苗族聚居区,山高路陡,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数年来,一批批志愿者来到这所学校扶贫支教,给这所学校带来兴盛时光,但这短暂的兴盛时光随着“两基攻坚”的开始而结束了。
所谓“两基攻坚”,就是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即“普九”和“扫盲”。相信山村教师都对“两基攻坚”有深刻的体验,甚至有着切肤之痛,包括我这个来自山外的志愿者。
以下的片断是从我的支教日记《生命的底线》中摘录的,这些都是发生在大山深处的关于“两基攻坚”的真实故事,而这样的故事还在延续,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2002年12月16日,星期一。 “两基”检查组到上桂小学检查,由于学生人数不够,上桂小学校长派了一名老师跑了二十多里山路到学校求援,请校长安排二十余个学生顶替他们的辍学生应付检查,并给每个学生一张纸条,上面详细写着每个被顶替学生(这些学生实际上早已辍学)的姓名,家庭住址,父母姓名以及家庭收入等等,要求每个学生都要熟记以对付地区验收组的调查。这种共渡难关的互助模式在当地各个学校间广为流传。
2003年3月6日,星期四。开学很多天了,超过四十名学生未到校上课,在以前每学期流失几十个学生是很平常的事情,但今年不行了。放学后老师们拿着手电筒到各村寨去找辍学生,直到深夜才返回学校。劝学效果并不明显,绝大部分学生都到深圳和浙江打工去了。教育质量的急速下滑,大学的昂贵费用都扼杀了山里孩子求学的梦想,对那些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的贫寒人家娃子而言,外出打工是最现实的出路。
2003年4月7日,星期一。放学后老师加班整理文化户口普查材料,每天放学后老师们都会这样加班加点,这是任务,没有报酬。所谓整理材料,实际上就是根据“验收标准”随意改动户口簿上的数据,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甚至性别。
2003年9月11日,星期四。为了促进“两基攻坚”再上台阶,乡“两基办”隆重成立,每个学校抽调一名老师,被抽调的老师不再上课。就在此时,我支教的学校有8个班,包括我在内只有十六个老师,其中还有两个老师因病无法上课。师资紧缺,每个老师都要任教两个年级两门甚至三门以上课程,平均课时二十多节,有两个老师课时甚至达到三十节。老师辛苦,校长也冲锋陷阵,他任教初三物理和初一数学,还担任班主任。
2003年9月19日,星期五。老师们昏天黑地准备了大半年的验收材料因为不符合“标准”而全部作废,望着那一堆曾经渗透着老师无数心血和精力的“两基攻坚”材料,我感到透心的冰凉。发泄完心中的愤怒后,老师们在办公室里开始了新一轮闭门造车,编撰材料的工作,新学期就这样缓缓拉开了帷幕。
2003年9月22日,星期一。四十名来自山西,内蒙的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这个贫困县支教,我所在的山村学校分来四名志愿者,他们将在这所学校进行为期两年的扶贫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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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0月1日至3日,国庆长假开始了,老师们还得折腾。在乡政府的指令下,老师们要到最偏远的村寨去寻找辍学生。从下午三点到晚上八点,我和胡老师在群山中走了近五个小时来到三坝村。三天时间里我们走访了十余个辍学生家庭,费尽口舌,但没有学生跟着我们返回校园,劝学行动以彻底失败。
2003年12月12日,星期五。流失生如决堤之水,不可遏制。每年的寒假都是学生辍学的高峰期,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往往会带走整整一个寨子的学生外出打工。放学后,我到偏坡村去劝返流失生。偏坡村的是当地第一个宣布脱贫的村寨,村民的生活还算富足,但那个村庄的二十余个中学生也只剩下七八个了,再过一个学期,也许偏坡村的所有学生都将会离开校园,流落他乡。
2004年月1月19日,星期一。惨不忍睹,用这个词来概括中考成绩再恰当不过了。这是附近某乡镇中学去年的中考成绩:语文平均分40分(满分100分,下同),2人及格,数学平均分24分,无人及格,英语平均分25分,2人及格。这是这个县去年的高考成绩:数学平均分53.8分(满分150分),及格率仅8.56%,英语平均分52.7分(满分150分),及格率仅仅2.13%。如此成绩,在三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山村学校沦落到这样的境地。小学教育根基不牢,中学教育举步维艰,高考成绩一落千丈,大学教育名不符实,我们的教育正沿着这样一条康庄大道前进。
2004年3月4日,星期四。乡“两基攻坚”大会在乡会议室举行,因部分老师对“两基攻坚”有怨言,某官员说,“如果有些老师不想教书,请你们自便,现在想教书的人多得很,很多大中专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每个月给他们两三百块他们都挤破头来教书!”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知识的价值,教师的地位从这句话中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2004年3月5日,星期五。深圳感恩工作室在学校举行捐赠仪式,全乡数百名学生获得了资助,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推行 “321”助学工程,即县级干部每人捐300元,科级干部每人捐200元,一般干部(包括教师)每人捐100元,用于资助辍学生。资助越来越多,学生的成绩越来越惨不忍睹,现实令人非常沮丧。
2004年3月12日,星期五。邻县某乡镇学校因在普九验收的过程中弄虚作假,被电视台暴光,消息传来,老师们的心情都很复杂。弄虚作假绝不是老师们愿意面对的,但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事实上,弄虚作假,逢场作戏的日子还得延续下去,直到验收“过关”那一天为止。如果不弄虚作假,很多学校根本就无法达到那些“高不可攀”的验收标准。
2004年4月6日,星期二。县里要来乡里检查扫盲教育情况,为了应付检查,教辅站长匆匆写了幅“某某村扫盲班开班典礼”的横幅,带着一群乡干部和老师,到最偏远的马家坝和张家寨举行扫盲班“开班典礼”。到村寨后,把横幅贴在墙上,乡长坐上讲台“讲话”(实际上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摆个姿态照相),然后由“老师”摆几个上课的姿势,照完相后就结束了。乡亲们都被搞迷糊了,在马家坝,一位六十多岁的大爷说,“搞个球哟 ,我还以为真的要给我们扫盲呢。”在张家寨,村长告诫乡亲们,如果上面来检查,一定要说扫盲班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的,每天晚上都有老师来上课。乡亲们乐喝喝地笑了,村长说,笑啥,检查过关了请你们抽烟喝酒。
2004年4月17日,星期六。乡政府采取强制措施,对不送孩子回校读书的村民进行高额罚款,从五百元到两千元不等。这招效果明显,十几个在外地打工的学生回到了学校。当他们返回学校的目的仅仅是凑个人数,避免罚款而已,老师对这部分学生不想管也不敢管,任由他们胡作非为。抽烟喝酒,偷盗斗殴,调戏女生,威胁老师的事情越来越多了,昔日那个宁静和谐的山村学校消逝殆尽了。校长也没有办法,“两基验收”的关键时刻,学生人数太重要了,以教育质量为代价是每座山村学校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2004年4月19日,星期一。县教育局来检查扫盲班的教案和扫盲班学生的作业,乡里命令中学突击编造相关材料,应付检查。学校把课停下来了,这边,老师们在办公室杜撰扫盲班教案,那边,初二年级的学生在教室里替扫盲班的“学生”完成作业,老师把各科作业和答案都抄写在黑板上,学生再抄写到作业本上,好一幅师生齐心协力弄虚作假的盛况!
2004年4月23日,星期五。大学生志愿者勾元离开了学校,提前结束了支教生活。在他之前,已经有四个大学生志愿者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贫困县,志愿者斥责,“我们支教,他们造假,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需要志愿者!” 志愿者不堪忍受教育的虚假和形式,可以选择离开,但那些长年累月在偏远山村学校劳作的山村教师呢?他们别无选择,他们只有服从,忍受,他们的多少苦痛和埋怨都只能藏在心底。工作严重超负荷,工资待遇低,生活清苦,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山村教师的苦累。事实上,源源不断的检查验收,不得不为的弄虚作假才是山村教师也是所有老师最难熬的苦,最深重的累!和这些山村教师相较而言,我是幸福和快乐的,虽然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在我眼前持续上演,但我始终是个志愿者,可以置身事外,可以冷眼旁观,可以把所有的精力的热情都投入到孩子们身上,可以享受到三尺讲台的单纯和快乐,但山村教师无法做到这一点。
2004年4月27日,星期二。教育局张科长到学校来检查学生辍学的情况,为了凑齐学生人数,学校安排小学的学生来顶替中学辍学生。在当地,这种弄虚作假的方式根本是小菜一碟,某些乡镇中学为了拼凑学生人数,甚至请社会上的闲散人员坐进教室里充当辍学生,验收结束后,还要付给这些“学生”一笔不菲的报酬。
2004年4月29日,星期四。乡政府规定每个教师必须在五一期间找回一名辍学生,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扣除工资。听到消息后,老师们都冒雨急匆匆地往村寨里跑,因为留在家里的辍学生已经不多了,老师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内去抢夺辍学生,由于“资源”有限,小学和中学老师还因抢夺辍学生而互相指责。
2004年5月7日,星期五。曹老师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这个深爱着学校,深爱着他的学生,在偏远山村奋战了十几年的老教师终于感到疲惫了。三年来,他一次次推迟到医院动手术的计划,除了经济原因外,他舍不得扔下这批初三学生。支教三年,我和曹老师搭档三年,一直以来,我为这个质朴倔强的山村教师感动,他的苦痛,他的敬业,他对学生的爱,时时刻刻都如一面镜子,让我看清自己。其实,曹老师这样的千百万的山村教师才是山村教育的脊梁,是志愿者无法超越的群体,但在形式主义的席卷下,有谁能理解曹老师内心深处的苦闷和痛楚呢?
2004年6月21日,星期一。持续数年的支教生活就要结束了。晚上,老师们都挤在校长的宿舍里,我们举杯痛饮,我们放声歌唱,我们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数年来,我和这群山村教师坦诚相待,我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们,尊重他们,我最理解他们肩扛的苦,背负的累,这种苦累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们坚守着三尺讲台,支撑着山村学校,因为他们良知尚存。但越来越多的山村教师放弃了三尺讲台外出打工,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我不知道眼前这群山村教师还能煎熬多久,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放弃了山村学校,放弃了山里学生,那些天天高唱教育形式一片大好的教育官员和专家们,你们有能力来教好我们的山里孩子吗?
2004年11月25日,星期三。回到深圳五个月了,昨天,大山深处终于传来令人“激动”的“好消息”,我支教的那所山村学校通过了“两基验收”。但就在今天,二十多名学生离开了山村学校,挤上了前往深圳和浙江打工的长途汽车,我坚信,这样的景象会一年一年持续下去,而且会愈演愈烈,我更担心的是,每学期开学“两基”复查的时候,山村教师们还要饱受多少折腾?山村教育还要下滑到何种地步才善罢甘休?
后记:教师节前夕,我在新浪网上发表帖子《我是教师,但我绝不相信教育!!》,随后这篇饱受争议的帖子被广泛转载。一个老师的肺腑之言可以视之为偏激,一群老师的肺腑之言可以视之为牢骚,千百万个老师的肺腑之言呢?
支教之前,我曾经是南中国海这座城市拥有坦荡的仕途,最终我选择离开,因为我追寻的是简单而真实的生活。我深爱着教书这个职业,我曾经以为遥远的群山深处有一片净土,可以让我享受到最真实的人生和最简单的快乐,但事实上,蓝天白云之下,已经很难的一片属于理想主义者的净土和乐土。偏远山区的贫寒已经令人震惊同情了,但那里愈演愈烈的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更令人触目惊心!明知道是虚假的东西,我们却坦然地去做,明知道形式主义会让教育付出沉重代价,但那么多的政府官员和教育专家还在沉醉其中,面对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我们都变得坦然了,可是这样的坦然之中,我们的良知到哪儿去了?
总该有人为教育的现状反思了,老师?教育官员?教育专家还是教育制度本身?